• 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语感 不要轻易放弃。学习成长的路上,我们长路漫漫,只因学无止境。


    戴望舒 艾青 人们常言,大堰河是艾青的大堰河,雨巷是戴望舒的雨巷……这是艾青和戴望舒各自的作品,留给读者不随时间流逝祛除的深刻烙印。大堰河和雨巷给人的意象,前者是波澜壮阔的河流——虽然大堰河是艾青保姆的名字,但读者更愿意确信有这么一条河;后者是江南如吴侬细语般的雨,飘洒在多情的小巷。这两个不同的意象,最初代表了艾青和戴望舒不同的创作风格。所以,艾青被称作了“红色诗人”(当然,艾青的冠冕不止于此),戴望舒被称作了“雨巷诗人”。 风格的迥异,丝毫不影响艾青和戴望舒相互之间的欣赏、信赖和默契。这种欣赏、信赖、默契,是彼此之间的情有独钟。这种情有独钟,不完全是因为同为浙江人、诗人,两人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,相同的志向和理想,两颗越来越近的诗心是情有独钟风雨不蚀的基石。 艾青和戴望舒早期的作品,挟裹着忧郁的愁绪。不过,同为忧郁,艾青的忧郁是对苦难中国的怅然哀伤,戴望舒的忧郁则颇有个人狭窄感情的怨艾之嫌。 驻足在艾青写于1938年8月上海狱中的名作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以及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写于武汉的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,最深刻的感受是,扔掉画笔的艾青,负载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,以烈焰般的诗句,控诉黑暗势力。 其实,戴望舒与艾青一样,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,也是位永不屈服和言败的战士。抗战爆发,戴望舒历经艰险抵达香港,除了主编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,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。他在《大公报》上刊发了大量歌颂抗日战争的诗,在此期间还翻译了《西班牙抗战谣曲》。1941年,日军侵占香港,随后,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,在狱中,他写下了《我用残损的手掌》,这让我们很自然想到艾青在狱中写下的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。以《我用残损的手掌》作节点,我们发现,戴望舒已不再是“雨巷”的戴望舒,他也是“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儿子”了。 艾青无比欣喜地说过,戴望舒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作,涌现了“人民”“自由”“解放”等字眼。毫无疑问,时代赋予了诗歌汹涌波涛,抗日战争,使中国诗歌成为一支滚滚向前的洪流。 艾青、戴望舒,两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歌王子似乎是聚少散多。他们相识于艾青第一本诗集《大堰河》出版之后,似乎从那个时间起,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聚少散多,也注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。 艾青《大堰河》出版的时间,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、孙大雨、梁宗岱、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《新诗》月刊的次月。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,吃了闭门羹,他留下名片,怏怏而返。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,按地址回访了戴望舒。两人一见如故,全然忘记了时间和他人的存在。从那以后,艾青开始源源不断地把新作交给戴望舒。戴望舒也尽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,发表艾青的作品。这应当说是戴望舒对艾青的情有独钟。 艾青对这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,艾青生前,只要谈及戴望舒,便不忘回忆那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,彼此之间意犹未尽的关于艾青诗集命名的“争论”。可惜好景不长,一见如故的艾青和戴望舒,相识不到一年,就挥手言别。1937年7月,艾青匆匆离开了上海,几经辗转,于1938年底到了广西,而戴望舒也几经波折,最后在香港靠了岸。 艾青和戴望舒的这次“散”,当中是否有过话别?艾青离开上海,戴望舒有无为艾青送行?史料中均未见记载。艾青夫人高瑛说,艾青生前也未曾提及。 虽然生活流离失所,但稍一安稳,艾青和戴望舒都不忘给对方写信。艾青到广西不久,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。其中,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: ……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,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,可是日子过去,日子前来,依然是一张白纸,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。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,决定在一个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歌谣给你——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。 ……诗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和谐,洗炼过的;……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。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。那些浮浅的,烦躁的声音,字眼,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,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能够写出好的诗来。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,表现手法的问题,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。…… 我很想再出《新诗》,现在是筹备经费。办法是已有了,那便是在《星座》中出《十日新诗》一张,把稿费捐出来。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。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,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,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,卞之琳听说已去打游击,也没有信。其余的人,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,小欢乐,因此很少有把握,但是不去管他,试一试吧,有好稿就出,不然就搁起来。你如果有诗,千万寄来…… 从戴望舒的这封信,看得出艾青与戴望舒之间的感情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。加上心中潮起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情怀,两人萌发了共同办刊的愿望。 很难想象,一个在广西,一个在香港,况且又是战时,邮路不畅,通信不及时,两地办刊,在当时纯属天方夜谭。但《顶点》从最初的设想到创刊,艾青和戴望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。可见两人之间的心有灵犀和思想相投。 可以把艾青和戴望舒这次办刊,当作他们的另一种形式的相聚,然而这次相聚也很快以离散告终。《顶点》的创刊号,终因种种原因,成了终刊号。《顶点》第二期没有再出版,直接原因是,艾青于1939年9月离开了桂林去了湘南新宁,开始了新的征途。聚少散多,似乎成了艾青和戴望舒友谊的宿命,但又何尝不是抗战时期日军暴戾行径带来的宿命呢?这种宿命,本不属于中国人民,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的苦难。 1949年3月,戴望舒从香港回到了可以扬眉吐气的北京。艾青当时任华北大学(中国人民大学前身)第三部主任,戴望舒被安排在第三部的一个研究室任职。两人喜出望外,是巧合还是组织刻意安排?对两位“散多”的诗人而言,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他们可以赓续前缘。 然而,令艾青悲恸不已的是,不到一年,两人竟再次离散。只不过,这次离散,是永远的诀别——戴望舒在香港监狱染上了痼疾,原以为有希望治愈,能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全部的才华;怎料天妒英才,年仅45岁的戴望舒,于1950年2月28日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艾青和陆定一、茅盾、胡乔木、周扬等一起到了医院,向遗体告别,并为其入殓。 对于永失戴望舒,艾青说,“作为他的诗的一个喜爱的人,作为他的一个朋友,我常常为他过早的去世而感到惋惜,觉得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损失”。 艾青十分敬畏“人民”两个字,对戴望舒的评价,恰恰使用了“人民”两个字,说明戴望舒在艾青眼中的高度。 1956年11月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戴望舒诗选》,少为人写序写评的艾青,为该诗集的出版写了逾3000字的序,这个序,实际上也是艾青对戴望舒的追思悼文。 此后二十余年中,艾青无论是身处逆境,还是重新驰骋诗坛,戴望舒都是他口中经常提到的人名——肯定他在新诗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,为他的早逝扼腕叹息。 艾青说:“戴望舒去世太早,否则的话,这位有才华的人,无论在诗歌、翻译还是研究方面,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成果的。” 1980年6月,艾青“新时期”复出后的翌年,应邀到法国巴黎参加“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”,又谈到戴望舒时,他说,戴望舒是个真正的诗人,不讲假话。讲假话的诗人很多,有那么几个不讲假话那是可贵的。 戴望舒这个名字,在艾青看似平静的内心,涟漪不断。艾青对戴望舒的深情厚谊,不因戴望舒离去而消逝。 1982年清明前夕,艾青已逾古稀,他坚持要去戴望舒的墓前。那天,艾青像往常一样,在凌晨3时多起床,开始一天的写作。高瑛说,“艾青一直比太阳起得还早”。 然而,艾青那天似乎什么也没写。 那次一同去扫墓的,资料上记载有邵燕祥、邹荻帆、吕剑、冯亦代和周良沛,据高瑛回忆,还有徐迟和蔡其矫,以及戴望舒一位女儿,只是记不清是大女儿还是二女儿。 是否是聚少散多,发酵了艾青和戴望舒的情谊,使其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加香醇?无论如何,历史记住了“大堰河”,记住了“雨巷”,也记住了两位诗人间的一段佳话。 (作者为诗人、作家,笔名七月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《华星诗谈》月刊编委会副主任,著有多部诗集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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